亲爱的读者，“身边的知识产权”专栏向您报到了。我们用这个名称，是想强调知识产权的无处不在；无处不在，就意味着知识产权与我们紧密关联，同时也是很重要的存在。不过，当下“知识产权”仍是比较小众的词汇，很多人可能并未意识到其重要性。或者，从略懂法律的人看来，知识产权法只是无数部门法中的一个小分支。此文作为“身边的知识产权”专栏的第一篇，将从外在表现的五个方面，带领读者认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天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天津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暨民法专委会副主任、《中国科技法律评论》执行主编

　　国际条约一般致力于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例如人权（包括劳工权利）、环境保护、太空秩序、打击犯罪和司法合作、卫生、裁军与和平、税收、金融、邮政、电信、航空、海事等。当涉及私权时，一般涉及法律冲突的调整，称为“冲突法”或“国际私法”。因此，对于国内法的诸多部门法，往往并不与国际条约有明显的或直接的关联。与其他财产权不同，除了保护之外，知识产权的权能内容、产生和撤销、无效，均与公权力更加密切，使得在国际贸易和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产权领域拥有数量相当庞大的国际条约，同时知识产权国内法在其运行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体现其国际性，因为获取知识产权的很多环节都依赖于这些国际条约。

　　如果做一个不甚精确的统计，各种有关知识产权的条约、公约、协定、议定书等多达39个，这还不包括地区性条约与双边条约或协定，以及某些条约的细则、行政规程等，也不包括同一文件的各次修订文本。同时，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以及与此相关的国际条约也数量可观，这些区域性国际组织包括欧洲专利局（EPO）、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非洲知识产权组织（OAPI）、非洲区域知识产权组织（ARIPO）、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BOIP）、欧亚专利局（EAPO）等。从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来看，知识产权条约数量直追甚至超越海事、邮政电信、裁军、人权、环境保护这些“条约大户”。

　　如此庞大的知识产权条约体系，其建构始自1883年《巴黎公约》及1886年《伯尔尼条约》。至近几十年更有加速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后即产生了十余份条约，签约地甚至出现了北京的身影（2012年《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就在2024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一口气缔结了两份重要条约：即5月的《知识产权、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条约》和11月的利雅得《外观设计法条约》。

　　我们每日都生活在各种物品以及各种规则之中，这些物品和规则是按照市场和法律供给的。因此我们无时无刻不再受到法律的规范，或者受到法律规范的影响，这其中包括知识产权法。我们写作和阅读的线上、线下文章、书籍，我们观看的正版、盗版电影，我们线上线下购买的各种名牌或非名牌商品，我们发明、生产、销售、购买、使用的各种产品，都是在知识产权制度下运作和实现其价值。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在知识产权制度的这一侧或那一侧，在价值链的这一端或那一端，只不过未必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一点。

　　法律和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会进一步延伸至国际政治。技术（以及思想）的进步，一直是国家间竞争和实力消长的重要方面，而随着人类社会技术进步的加速，技术对于国家的竞争越形重要。当国家间关系恶劣时，对技术的控制可以用更加直截了当、不加掩饰的方式进行，例如二战之后的“巴黎统筹委员会”，自2017年开始的中美知识产权和贸易争端及随后的“技术卡脖子”是又一例。而当国家间关系缓和，可以和和气气搞生产、做生意时，知识产权就是一个温情脉脉、显得合情合理的“公平”工具，而又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技术控制的目的。因为知识产权本质上就是通过对“技术/思想”的产权化来实现对“技术/思想”的控制，进而实现对有形财产生产的控制，居于财产权的顶层，从而是现代社会经济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政治要素。

　　以中国的知识产权审批为例，相关的知识产权行政部门，主要包括国家知识产权局，以及农业农村部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分别管理的植物新品种审批和管理机构。

　　其中，国家知识产权局架构相当庞大。仅就其专利局和商标局而言，除了北京本部之外，陆续设立了北京、江苏、广东、河南、湖北、天津、四川共7个专利审查协作中jdb官网 jdb电子心，以及重庆、济南、广州、郑州、上海共5个商标审查协作中心，以应付每年近千万的专利、商标申请和授权。近些年，各地成立了74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47家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76家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其中，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重要工作是进行专利申请的预审，以满足专利申请快速授权的需求，近几年更进行了专利复审、无效案件的优先审查、专利确权案件与行政裁决案件联合审理的试点。

　　由于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且往往具有技术上的复杂性，知识产权案件具有特殊的管辖安排。2014年以来，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设立了跨多个中级法院辖区的北京、广州、上海、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专司知识产权案件审理。这四个知识产权法院辖区覆盖整个所在省市（深圳市除外）。从2017年初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在各地中级法院内部设立了多个跨地域管辖的知识产权专门法庭，截至2024年8月，全国已形成4家知识产权法院，27家专门知识产权法庭的格局。

　　由于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尤其是技术性，知识产权案件民事审判、行政审判和刑事审判的标准统一十分重要。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以下简称“三审合一”）进行专题调研，并着手开展试点。2016年，除知识产权法院暂不执行“三审合一”以外，“三审合一”工作在全国法院全面推开。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理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第二审案件。这样普遍性地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审理二审案件（“飞跃上诉”），是史无前例的。

　　这种关联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知识产权制度推动了经济增长；另一种可能是，知识产权制度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经济增长中的既得利益者需要知识产权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无论如何，如今公认经济增长和知识产权绑在一起。

　　根据2022年年底欧洲专利局和欧盟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的关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及其对欧盟经济的贡献的研究，2017-2019年间，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为欧盟总的经济活动贡献了6.4万亿欧元GDP，贡献率为47.1%；提供就业岗位8100万个，占39.4%。而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的，2019年美国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美国国内经济产出的贡献达41%，直接提供4700万个工作岗位，间接提供的工作岗位达1550万个，二者共占所有工作岗位的44%。在中国，地理标志产业的收入占产地农民收入的65.94%，地理标志对当地就业、居民增收和经济发展的综合贡献率和影响力超过30%。2022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为15.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2.7%。

　　观看经济增长与知识产权的另外一个角度是横向视角。全世界2023年名义GDP总量为104.93万亿美元，2022年世界发明专利申请总量为345.7万件；而中欧美日韩五个经济体及其专利当局的相应数据分别为69.51万亿美元和311.8万件，分别占66.2%和90.2%。可见，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占据了名义GDP和专利申请量的绝大部分。